——“科举小省”个案考察

　　柴 中

　　摘要：本文考证梳理了清代贵阳柴氏家族的科举实绩，确证清代贵阳柴氏，属于科举学上典型的“举人家族”，这一科举家族，为“科举小省”贵州的明清举业研究，提供了一个较突出的样本。作者在文中提出“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 供大家探讨。文章还指出，柴氏家族出生于满清实行科举制的每一世代，都有新中科的中级以上功名者产生，在男性成员中的中阶以上科名的占比，已不低于科举发达省份的一般水平，这些科举实绩与本氏族奉行的文化传承密切相关。

　　关键词：举人家族 柴遇春墓碑抄件 中阶以上科名占比 “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 立德积善读书传家

　　一、引 言

　　清代贵阳柴氏，祖籍山西，于明朝末年(1644)落籍贵阳，有清一代，在此繁衍了八个世代，即从入黔第三代至第十代。其中，生于清朝时逢科举制的有七个世代，即入黔第三代至入黔第九代。这七个世代在举业上，两百年间，七世七昌，每代都有新中科的“正途出身”或“科甲出身”的人员，或贡生，或举人，或进士，共出了一名殿试二甲进士，七名举人，其中两名解元，此外还出了十名以上贡生(十名五贡生员已在道光《贵阳府志》中查证)，在科举家族的分层上，属于当今学界认定的“举人家族”， 而且在男性成员中的中阶以上科名的占比，已不低于科举发达省份的一般水平。这在科举滞后的贵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研究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地方志、家谱、碑文、笔记等。由于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激剧，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断裂，致使一些相关重要的史料文物毁灭淹没，一些民间纪录家族历史的传承横遭断档。因以上客观的原因和作者的主观限制，本文的写作会存在不足，恳请方家予以指正，若能抛砖引玉，倍感欣慰。

　　二、祖籍山西大柴村，天下大乱落业黔贵

　　贵阳柴氏，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南大柴村，现行政区划名称为：山西省临汾市(地级)襄汾县(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南贾镇大柴村。

　　大柴村位于连村岭上，汾河西岸，“周围远近还有柴王、柴寺、柴村、柴庄、及赵康镇的南柴、北柴、东柴等柴姓村，可见柴姓人家繁衍之多。” 〔1〕

　　大柴村因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而闻名，1959年在村边的汾河西南岸，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被命名为：南大柴遗址。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型，“南大柴遗址”是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柴氏宗族的地望因此更显文化的璀璨!

　　入黔始祖柴养柱，字栋宇，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申时，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戌时，享年67岁。始祖幼居乡里，倜傥有大志，年二十八岁，于崇祯七年(1634)以武功授贵州抚标左营中衡参府，遂宦于黔。始祖之父名志诚，娶杜太君，生一子，即柴养柱。柴养柱宦黔后，父柴志诚来黔在养柱任所居一年，乃回太平，于崇祯末年(1644)去世。始祖柴养柱丁父忧，辞官归里，时逢天下大乱，道路梗塞，且子年幼(甫五岁)，妻新亡(卒于1642年)。社会动乱与家庭困难造成返乡难行，遂落业于贵阳府属金甲寨，而住居于省城钟鼓楼街。

　　三、儒风累业，科第蝉嫣

　　入黔二世祖柴遇春，字荣卿，系柴养柱与李太君的独生子，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时，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二十三日戌时，享年八十岁。为益置业，自二始祖柴遇春主业持家，柴家始迁居于乡村金甲寨。移居农村后，奉行耕读传家，这是贵筑柴氏在农业社会根本的生存方式，也是这个家族的文化生命，绵延不断的家庭举业史植根其间。

　　二始祖柴遇春，甚勤学，贵阳府学文生员。娶同乡郭洪业公之女，生六子，长曰大任，次曰大受，三曰大用，四曰大成，五曰大本，六曰大章。因教子有方，子嗣奋发，兄弟六人，四登高科：长子柴大任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科举人;四子柴大成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科举人;五子柴大本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解元;三子柴大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科解元。次子柴大受和六子柴大章虽非举人，但也是业儒。

　　老大柴大任是入黔柴氏的举人，他在不超过中国清代生员平均31岁中举的年龄乡试成功，为后面三位弟弟的乡试获更大进展，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老四柴大成，中举的年龄比老大还要小，这给年龄更小的老五柴大本踊跃应试，鼓励极大。

　　老五柴大本，在四个中举兄弟中，不仅中举年龄小，而且是首位解元摘冠者，给继往开来的柴氏晚辈举业应试者树立了榜样。

　　老三柴大用，在举业上具坚韧性，于四十二岁不惑之年中举，夺得乡试解元，为柴氏举业再添光彩。

　　据科举学界的抽样研究，清代科举家庭首次举人中式，平均需5.6代人的时间〔2〕。但柴氏家族只用了两代人，属于研究结论中用时短者，而且还取得两名解元的成绩。

　　这里附带解释一下，柴氏清代科考，为什么由生于明朝的二世祖柴遇春作为起算代?这是因为：公元1644年，是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元年，但此时的贵州并不在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贵州是南明抗清的主要基地，直到公元1658年即清朝元年十四年之后，清军方进入贵州，于翌年(顺治十六年)初建满清政府的国家机构，贵州才开始由明入清，这时的始祖柴养柱，年五十三岁，已过“知天命之年”;而清政府在贵州的稳定统治，要等到1681年平定了吴三桂的叛乱之后，此时始祖柴养柱早已离世。在这朝代更替动荡不已的时代，他曾是明朝的官员，从名节上来讲，用不着去趟满清官场这潭水，他所要做的事是具有晚节地度过余生。他的自然生命、政治身份和社会认同来说，应属于明朝的人，清朝的科举自然与他无涉。故而，贵阳柴氏家族清代的举业肇始，应从入黔二世祖柴遇春起算，才符合历史。

　　柴氏家族祖上举业的乡试大捷，成为后来人的一大精神动力，助推后代普遍向学，儒风累业，每一世代都有新的中级以上功名中科者，可谓科第蝉嫣。

　　至入黔第四代，柴遇春孙即柴大任长子柴华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举人，四子柴蓁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科举人。

　　至入黔第五代，柴遇春曾孙：柴中榆乾隆三十六年( 1771)辛卯科中副贡;柴中极(楫)乾隆三十九年(1774)岁贡;柴中柟乾隆四十九年(1784)岁贡。

　　至入黔第六代，柴遇春玄孙：柴瑾乾隆五十七年(1792)岁贡;柴琪嘉庆十九年(1814)岁贡。

　　至入黔第七代，柴遇春来孙即柴毓嶷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中副贡;柴毓衡道光十六年(1836)岁贡;柴毓崃道光二十二年(1842)岁贡;柴毓崶岁贡(入黔第六代柴炳长子，岁贡具体时间不详，待考，刋载见道光《贵阳府志》校注本，第1481页。)

　　至入黔第八代，柴遇春晜孙：柴暄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拔贡;柴昕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丙午科举人。 此世代，因地方志五贡名录记载不全，恐有遗漏。

　　至入黔第九代，柴遇春仍孙柴作舟，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殿试进士(二甲九十三名)。此世代，因地方志未记载五贡名录，应有遗漏。

　　以上清代各辈中科人员均见于道光《贵阳府志》或民国《贵州通志》。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名录中，五贡生的收录情况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五贡的系统资料《贵阳府志》截止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而民国《贵州通志》则不作记载，故而以上统计，从道光二十七(1847)至光绪三十年(1904)，有半个多世纪(五十七年)的五贡名录缺失。

　　根据以上科举不太完整的史料统计，生于有清一代，时逢科举制的柴氏七代人中，即入黔第三代至入黔第九代，具有中阶以上功名的人数为：一人获殿试进士;七人获乡试举人，其中两名解元;此外，还有十名五贡。总共18人获中阶以上科名，是典型的“举人家族”。

　　在科名的分层上，本文遵循学者何炳棣的分层模式，即生员为初阶科名;贡生、举人为中阶科名;进士为高阶科名。贡生与举人归为同一阶层，是因为“『贡生』也是决定地位的关键性功名，与举人同为具任官资格者与平民间的分界线”。生员之所以归为初阶科名，是由于生员虽然“在法律与社会方面被认为是平民中的领导集团”，“在平民之中是特权阶级”，但是“生员没有直接做官机会的这一基本事实，使得他们和贡生或更高等功名区隔开来” 〔3〕。本文进行考析时，将五贡(清科举中的五贡指：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举人、进士共称为“中阶以上科名”。

　　注：二世祖母郭太君先于二世祖柴遇春殁，遇春公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与郭太君合墓。该墓碑抄件，由入黔第十世代的柴晓莲于民国时期，即上世纪三十年代，请居住在金甲寨的同族抄录并保存下来。

　　在科举学上，具有功名的人数与全族男性人员之比，是鉴定一个家族科举实绩的重要指标。清代贵阳柴氏家族，从入黔代至入黔第七世代，男性成员确切人数共有九十人(以“二世祖柴遇春乾隆重立墓碑抄件” 为依据的89人加上世的1人)，覆盖了70%的世代，平均每代12.86人。第八、九、十世代的男性成员数尚不清楚。根据以上至第七世代的确切人数估计，至满清的未一世代——入黔第十世代时，全族历代繁衍的男性总人数，多在一百三四十人左右。相对于男性成员在三四百人的科举大家族而言，柴氏家族人口属于中等偏下规模。因处于清代科举制时期的柴氏家族男性总人数和中科五贡生员总人数都不尽完全，如何测算该氏族中阶以上科名的比例呢?

　　入黔第二代至入黔第七代，这六个世代家族中的男性人数是清楚的(见“二世祖柴遇春乾隆重立墓碑抄件”);其中中了举人、五贡的人员也是清楚的，因为在道光《贵阳府志》、民国《贵州通志》有明确记载。由于这一时段完整的基本数据，覆盖了柴氏家族参加清代科举考试75%的世代(整个柴氏家族，第二至第九世代处于清代科举制时期)，其数据样本接近整体样本的真实，我们以此为据，对中阶以上科名的占比统计分析如下：

　　根据以上六个世代的统计分析，柴氏家族男性中，具有中阶以上科名的占16.85%(其中具有举人科名的比例是6.74%)。这一中阶以上科名人员占有率同科举比贵州发达地区相比较，处于何等的地位呢?

　　我们随机选择这些地区的科举世家典型样本，来做比较。

　　如清朝山东聊城傅氏科举家族(民国学者傅斯年的祖上)，有清一代家有男性356人，共出进士7名，举人10名，贡生27名，共计44名〔4〕，具有中阶以上科名者，占男性的12.36%。低于贵阳柴氏家族的占比4.49个百分点。

　　再如清代完颜家族，即一向被研究者誉为“内府文学世家之冠”的完颜氏(完颜氏为八旗氏族之首)，共有男性成员61名，其中有进士7名，举人2名，贡生4名，中阶以上功名者共计13名占比21.31%，比柴氏高4.46个百分点〔5〕。

　　以上两家中阶以上科名人员占比均值为16.84%，比柴氏家族的 16.85%低0.01个百分点。由此比较可知，清代贵阳柴氏家族，其中阶以上科名人员的占比率是不低的，而且仅在初始的两个世代，将柴氏家族推升到举人家族，此后家族举业进入绵延进展的轨道，每世代都不乏中阶以上科名的新中式者。这在经济文化落后，举业滞后的科举小省贵州，成效较为突出。无庸讳言，在科举家族的类型比较上，柴氏家族与他们两家，还是相差一个级别。柴氏只能称“举人家族”，而他们两家则是更高一级的“进士家族”。以下我们得找一个“典型的举人家族”进行比较分析，这样二者可比性更大。

　　清代安徽省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程氏举人家族，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实例” 〔6〕，程氏是第六代出的举人，本族有男性成员410人，进士1人，举人6人，贡生33人。若以此计算，他们中阶以上科名占比为9.76%，低于柴氏7.09个百分点。这里还需说明的是，程氏33名贡生并非都是五贡生，如果细分起来，其中阶以上科名的实际占比还要再低一些。

　　经过与以上几个典型科举家族的对比分析，可以确证，贵阳柴氏科举家族的中阶以上科名占比，已不低于科举发达地区的一般水平。

　　四、家庭人员举业实际分工与经济状态

　　在耕读传家的生存方式下开展科举之业，即使是殷实之家，也不可能同辈弟兄都去科考应举，必然生存是需要，每一代首先要留有足够的人员来专营家业。科举业对于家庭有一个长时段的不小开支，中科贡生、举人、进士，年龄普遍要到三十岁以上，这时，他们已是结有妻室，生有子息，中科之前大家庭要承担他们小家庭起码的绝大部分开销;有一部分人的应考还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见成效，如无家庭手足兄弟的无私供给，他们小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执着于应举的业儒(未通过童生入学考试的士人)和生员是终生入仕无望，加上这一部分人，给整个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更大了。用现代的观点来说，投入举业，取得正途或科甲出身，虽是一条人生家族上升之路，但也是一个较大的风险投资，一个家庭没有相当比例的同胞兄弟去经营维持家业，提供经济基础，举业之途步屣维艰，一旦举业失败，后果堪忧。

　　独生子绝大多数不可能选择执着的科举道路，入黔二世祖柴遇春，虽家有恒产并取得初阶生员功名，自己勤学向上，但因是独子，只得倾身维持好家业，终止举业，把“科甲出身”的科举希望寄托于子嗣身上。

　　少数的富豪之家和特例且不论，包括一般的富裕人家，在兄弟众多的情况下，要使举业长兴，取怎样的举业分工比例呢?常规是，弟兄人数是双数，理性务实的大分工比是1：1。如果是兄弟三人或五人，多数是1：2;2：3，前者图举业，后者营家业。这样才切合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实际，如果把分工比例倒过来，一旦科举失败，全家将一蹶不振。

　　柴氏入黔第三世代亲兄弟六人，长远的打算是，安排三个兄弟举业，三个兄弟营家。应试的三位兄弟于三十一岁前或二十多岁陆续顺利乡试中举，科业失败的经济大风险已经排除，有应试潜力的老三柴大用才再度转向投入举业。老大柴大任育有四子，其中长子与四子攻举业，二子与三子务家业，也是作举业与家业各半的务实分工。入黔第九代进士柴作舟，其祖父父亲已由农业转为工商业，他这一辈兄弟三人，采取的仍是1：2的分工结构。后来老二柴仁舟早亡，老三柴仕舟更只能一心终生地继承父业了。我们看到一些农村青年，为了供自己的兄弟读大学，不得不舍弃自己读书升学的机会而去打工，为此我们感动不已。豈知这种血浓于水的相助相依，在中国的科举社会里，已传承了一千多年!

　　如上所说，家庭举业的人员长时段分工为：1：2;2：3;1：1。换言之，长期性从事举业的人数结构，占家庭男性成员的33.33%;40%;50%。我们或可将以上比例称为“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而且认为，应试人员长期保持在50%以上的比例，是一般富裕家庭也难于支撑。当然以上假说，还需在更多的个案中获得验证。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志，完全忽略生员的名录和取得生员功名人数的确切记载。由于缺乏科举统计分析中的这一基本的数据，不仅对生员的科举状况模糊不清，进而导致当今科举学上，关于明清各省和的乡试录取率具体是多少，也只能是众说纷纭的估计数而已。因官方的系统史料阙如，加之社会动乱家庭变故等因素，造成各支家谱史料严重毁损，我们对柴氏家族的生员数，目前也只能是一个估计。

　　依照以上基本比例结构，客观地估计，清代柴氏本族中的男性，具有终生文生员功名的人数比例，估计在百分之十几。这已是一个不低比例，如果加上柴氏家族中阶以上功名者的占比16.85，柴氏家族有功名身份的人，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间。

　　这里提供一个补充参考史料，即入黔第九世进士柴作舟直系家谱(以下文中简称“柴作舟直系家谱”)的相关数据，记载较完整，其有关数据为：自入黔第二世代至第九世代共有八个世代，即被清代科举制涵盖的世代，男性成员有21名，具有功名的8人，其中，生员3人占比14.29%;举人4人，进士1人，具有中阶以上科名的占比达到23.81%;全谱具有功名的总人数占比是38.1%。

　　业儒，即未通过童生入学考试的士人，占比又是多少呢?这在科举应试史上，更是一个难于搞清楚的数据。因为不仅地方志的选举志不作记载，甚而连不少的家谱也不记录。其实这个数据太重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家庭参加科举应试总人数的主要构成部分。

　　柴氏家族中这一数据尚不清楚，但“柴作舟直系家谱”有具体的记录，业儒7人，占比为33.33%。

　　如果把“柴作舟直系家谱”中的业儒(占比33.33%)与有功名的人员(占比38.1%)加起来，二者占比达71.43%，参加科举应试的总人数比例确实不低。

　　这样高的比例，它是否证伪了作者所提出的“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

　　科举应试人员出现高比例，主要是由业儒比例不低造成。业儒的比例高，缘于家长对孩子的试错性选择，由于在童试这个阶段，究竟哪些孩子有应试的潜力，还得经过实际的童试来鉴别，所以家长都尽量让孩子去试试。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家长会结合孩子应试的优劣，按照“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确定哪位孩子长期科举应试，哪位孩子学习执掌家业。不言而喻，高比例的业儒，只是科举短时段内产生的数据，“家庭举业人员实际分工率”则是科举长时段内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则。

　　从长时段来看，家族具有功名人员比例受限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社会生产效率低但生育率不低又有中国特有的财产诸子均分制。像柴氏家族这样一般小康之家的经济实力，很难长期再把获得功名的比例推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接近50%大值。实践证明，在科举录取率极低的情况下，会形成相当比例的执着于应举的业儒和生员，是终生入仕无望者。如果他们要终生科考下去，整个应试队伍的占比会达到或者突破经济承受的极限。为了使耕读传家有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眼下而论，也只能是让一些人停止应试，转向实际的谋生实业;从长期着眼，则是部分子嗣的分家迁移成了必然的选择，也是去开辟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入黔三世举人柴大用在中举出仕后，将他的小家搬出，置业于毗邻的修文，是与弟兄多且父辈家业不大直接相关。入黔九世进士柴作舟的祖父改农业为工商，是因当时“家中人口增多，生活日趋贫困，毓岫乃举家迁回贵阳城中” 〔7〕，另谋生路。

　　在不断开枝散叶的分家情况下，家庭举业所仰赖的经济基础，长期会处于有限的规模，它抑制了长期参加科举应试人数的高比例。家庭科举经济的有限性，有效投入科业的家族男性占比的极限，这是我们研究科举家族时应注意的原则。

　　五、积善读书是举业长兴的软实力

　　有清一代，在获得举人的初始代数上，柴氏家族仅用了两代，大大低于清代抽样研究结果的5.6代平均数;同时一举跃升为举人家族，达到学术界认为，具有三名举人以上方称为举人家族的等第〔8〕;出生于满清科举制的七个世代，皆世代应举，并不间断地获得中阶以上功名，或五贡、或举人、甚或进士。这种相对于经济实力有限却呈现举业兴盛的现象，说明柴氏家族还具有不错的软实力。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务实的柴氏家庭举业人员分工管理原则外，至少还具有如下两个更明显的方面：

　　1.立业先立人，立德积善为本。在中华姓氏起源的陈说里，柴姓的起源中不无帝王将相，他们或许成了一些柴姓后裔的德望之源。清代贵阳柴氏家族的德望，则采取了另外的价值取向，他们选择的则是孔子的弟子高柴。这不仅在于，高柴是柴姓的起源，即他的儿子柴举，以父名为姓而来，更在于突出孔子的教育与高柴的德行。高柴是孔子三千弟中的七十二贤人之一，孔子对高柴的评价是“柴也愚”〔9〕，清代贵阳柴氏据此将本家的祠堂的堂号取名为“守愚堂”。“愚”字作何解释?三国学者何晏所著《论语集解》中注释：“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愚直，即诚恳鲠直也。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于高柴“愚”的解释是“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亦即明智不足但忠厚有余。高柴虽明智变通不足，却是一个很讲德行的人。“守愚”是以忠厚为起点，守成先辈崇高德行，在人生境界的高度上，崇奉以德行为做人的根本，践行立德积善。

　　2.以读书为根本，以读书传家。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开创了中国民间的教育，其三千弟子，是中国早的一批士人，高柴则是孔门教育培养的三千士人中的七十二位士人之一。“守愚”也意味着柴家的子孙，要以高柴为楷模，无论士农工商，都要以读书学习作为人生的根本要务。扩展到家庭家族，那是——读书传家。

　　概而言之，“守愚”即是“守成两个根本”：立德积善与读书学习，它是做人的根本，是清代贵阳柴氏家族生存发展的根本。

　　从入黔始祖柴养柱起，有立德积善的好名声：“闻述公心，惠愷慈祥，掩骼埋胔，力行不倦，兼恤孤寡，始受天眷。” 〔10〕。

　　掩骼埋胔，为历代恤民之政，指官府收葬暴露于野的无名尸骨。但在社会动乱时期，官府的社会职能弱化或丧失，掩骼埋胔的善举，由有道义有能力的士民来担当了。如前文所说，入黔始祖柴养柱定居贵阳后不久，贵州陷于战争频仍的社会环境中：大西军南明王朝抗清与清军进行围剿历时十一年，待清军荡平云贵抗清势力后，土司对清朝改土设流的武装反抗又此伏彼起，乃至柴养柱辞世的那年，又暴发吴三桂的反叛。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已的时期，路胔纵横已是常见之事。大定教谕闵修圣，赞颂柴养柱掩葬无名尸骨为“力行不倦”，说明他在这方面进行的义葬已是不少。

　　柴氏入黔始祖的这种大义善举，得到延续传承，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入黔第八世代柴明，“字朗山，贵筑人。少勤于学，博涉经史，能诗文词。以亲老弃儒服贾，贸丝于黔蜀间。值同治初大乱，途次露胔纵横，必出橐中金购槥以葬之。若中道无所得棺，则撤所用衾茵以为之。荐不足，则覆以贮丝之囊，督役掩埋尽而后去。”〔11〕。

　　修桥铺路在民间被称为大的行善积德之一，志书记载，入黔第三世代的柴大用在入仕之前，为乡梓修建了“金甲新桥”，道光《贵阳府志》载：“新桥，亦在金甲寨，康熙三十三年(1694)柴大用建。” 〔12〕;《贵阳文物图经》：“金甲新桥，清代，沙文乡北4公里金甲寨石堆坡，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柴大用建。为单卷单伏双孔石拱桥，长米，宽3.6米，高4.5米。大孔跨度4.4米;小孔跨度1.3米，现桥主体完好。” 〔13〕。

　　“舍药材以拯疾苦”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重要的慈善之举。医治疟疾等病的“柴守愚堂奉送粤东至宝丹”，是贵阳清末以来有名的施药之一。自满清光绪甲申(1884年)以后不久奉送病人应用，止于1952年(因于政府关于慈善业的新规定)，经历了满清、民国、中共建国三个时代，也经历了柴氏生于清代的三代人：入黔第八代柴明、第九代柴仕舟、第十代柴晓莲，历时六十多年。

　　一个形成了立德积善家风的家族，更利于他的子嗣在耳濡目染中建树道德修养，面对激烈的科举竞争，会怀抱更高的人生境界和更大的格局，这是柴氏家族中科率不低的一个主因，完整的“柴作舟直系家谱”所提供的中科率达到了53.33%。

　　柴氏家族的读书传家，植根深厚，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突出的印证：

　　1.不少家庭即使家境陷于艰难，对子嗣学业教育仍不放弃，尤以那些丈夫去世，遗孀矢志不移，教子勤学立业者更为彰显。这类典型，可以从道光《贵阳府志》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入黔第五代柴中杭早逝，妻卿氏“事祖姑及翁姑均尽妇职，抚遗孤，艰苦备尝，延师教子，卒成中杭志，子入邑庠……”〔14〕。

　　入黔第六代广东平冈巡检柴炳，“在任十二年，身殁，宦橐萧然”。妻许氏“艰苦四十八年，长子毓崶岁贡，次子毓嶷辛巳副榜，孙暄丁酉拔贡。”〔15〕。

　　入黔第五代生员柴中楷妻张氏，“生子灼而中楷殁”，“奉姑教子”，“勉子勤学，以针黹给日用。日灼，郡廪生。” 〔16〕。

　　2.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应举，不应举而从事其他行业，也要读书学习。

　　根据“柴作舟直系家谱”主要数据 ，自入黔二世祖起，涉足科举的有业儒7名、中科8名，共计15名，占到了男性成员的71.43% 。也是说，在所有男性成员中，下过功夫读书的人，从家谱的记录上，已达到了大多数，但实际上有学养的人数还要超过这个比例。柴作舟的祖父即入黔第七世代的柴毓岫，由农业转为工商业，不是业儒，但他却“博通经史”〔17〕;柴作舟的两个弟弟也不是业儒，但也是奉行“以读书为根本”，贵州名进士杨恩元写到：柴聘臣(柴作舟的弟弟柴仕舟)“先生兄弟三人，承先代之旧经营商业，而仍以读书为根本。长星辅先生以名进士官蜀，有循吏声;次早卒;聘臣先生序居三，留黔主持家政。” 〔18〕。由此可知，在科举制实行的时代，在柴氏家族中，未去应举的人，也有不少仍奉行“以读书为根本”。正是有这样一个普遍向学的家族生态环境，虽人口总数不算大，但是符合应举文化要求的人数却不少，确保了柴氏家族得以科第婵嫣的生源。于新的时代机遇下，在那些放弃入仕道路的人中，产生出了贵阳柴氏家族中的儒商。

　　时代在发展变化，清代贵阳柴氏良好的家风，到了生于满清的后一代即入黔第十世的柴晓莲，有了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将立德积善与读书为根本的风尚融为一体，推升到社会层面，于1936年，他用自己的资产建立了贵州省个高等院校学生助学基金会——“承志助学基金会”，资助贵州籍的三十多名家境清贫的子弟，读大学。在家庭成员职业的转换上，他自身也从事一定的学校教育工作，民国时是贵阳志道小学的董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担任民办东山中学校务管理委会主任和民办合群中学校务管理委会副主任〔19〕。他的子辈孙辈多数从事于教育事业。1985年9月10日，贵阳市委、贵阳市政府授予柴晓莲家“教育世家”光荣称号。

　　参考文献：

　　〔1〕摘自《山西汾城：一座被冷落的珍贵古城 你知道吗?》百度 17.12.14。

　　〔2〕〔6〕〔8〕张杰. 清代科举家族，社科文献出版社，03年版，第228页;第296、298～299;第62页。

　　〔3〕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联经出版公司，14年12月初版第30、39、40页。

　　〔4〕王雁. 清朝聊城科举家族傅氏研究，科举学论丛，09第1辑，第54～55页。

　　〔5〕张杰. 清代完颜家族的文化贡献，科举学论丛，09第1辑，第43页。

　　〔7〕贵阳人物续. 第360页，贵阳市志办编1996年11月1版。

　　〔9〕论语•先进。

　　〔10〕闵修圣.栋翁太老先生遗像赞。

　　〔11〕〔17〕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01年2月1版，第652页;860页。

　　〔12〕〔14〕〔15〕〔16〕道光《贵阳府志》. 贵阳市志办05年校注本，第774页;第1479页;第1481页;第1501页。

　　〔13〕贵阳文物图经. 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1988年1月，第110页。

　　〔18〕杨恩元. 柴母蓝太夫人家传。

　　〔19〕贵阳教育纪事 1949-1989，贵阳市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1.12，第197、198页。

　　18.03.11初稿

　　18.05.08修订稿

　　18.06.06再修订稿

　　作者原稿再修订附言：本文于五月二十二日在博客上初刋后，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与此同时，作者对原文文字、数据再作校正，并将原稿作了必要的修订，主要是去掉对比中的“雄村曹氏”案例，因其科举世系图仅列出获得功名者相关的直系男姓成员，其余相当数量的本族男性人员则未具名。这样，该氏族的中阶以上科名占比，由于男性成员总数不全，不能如实测出。换言之，作者感到原稿选取这一比较案例，实属不当，故作更换。更换后的案例对比，使贵阳柴氏家族科举的实绩，在清代科举水平上得到更加准确的定位。现将18.06.06再修订稿发表。另外，本文首刊的博文，手机版出现不能完整再显电脑版的统计分析表，如这次再出现，需要了解柴氏“中阶以上科名占比统计表”的读者，请用电脑上网阅读。